张泽院士：氛围！文化！科技创新重中重

2017浙江国际协同创新峰会，浙江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 理事长张泽 主题报告

我想利用这样一个重要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创新和创业的问题。我是搞基础研究，但最近一些年来，自觉或不自觉的被推到了一个关注创业的潮流上来。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思考和关注的，就是关于科技创新和它的产业化转化需要什么样的氛围？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是国家的需求，也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如何转化，这里有一个氛围——包含了政治、政策、文化等一个综合的“氛围”问题。政策层面，从人才、资金各方面考虑，实际上都有大量的政策在了。可能有人注意到，在最近的两年之内国家从最高层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等连续发了十几个文件，其中在15年3月份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就是大家讲的创新驱动发展；在几个月之后，8月18号又发了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然后几天后又发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这实际上是一个修正案——修正20多年前科技成果转化的法案；2016年2月份又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这个我想科技界的朋友熟悉一点，这是非常著名的“十六条”；紧接着3月份发布关于人才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等，等等。

大家注意，在我给到的是十几个文件里，有一个非常突出，就是去年7月7号《最高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检察院出台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就我而言没听说过。为什么检察院出面了？！因为搞不好要抓人的，已经有这样的事例。所以这也是保驾护航的法案，来澄清很多过去似是而非的事情。各位请注意，在一年之后，科技部、教育部才跟上，可见中央的指示也不是一步到位的。然后才有科学院等等的意见，都是围绕了创新驱动发展，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就是这么一件事，十几个文件。就在三周前，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又通过科技部、财政部、科技部、人社部一起又发布关于中央所属的科研单位的绩效评估意见，几乎是一两个月一两个文件的形式。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科技成果转化大家成天在喊，从省里到市里到我们区县都在讲这个事，好像到处是掌声，到处是鲜花。但从我个人理解，显然不是这样的，否则没必要出台这么多文件。

不仅如此，我们习总书记在2014年和2016年，连续两次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讲话上，两次都反复强调重要性。我想科学技术对于中国之重要，恐怕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全世界也不过如此吧。“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科技是国之利器”……等等，既提到了氛围也提到了方向。我想很多朋友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恐怕在那些国家很难看到他们的总统会就自己国家的科技问题讲出如此厉害的话来。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国家有更深的切肤之痛。前两年刚好是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从抗战的历史记载来看，一个血的教训是“落后就任人宰割”。大家注意底下几个数字，是我从网上找来的，抗战的十几年间，过去讲八年。中国的军队死伤将近350万人，而日军只有44万人，几乎是一比十，为什么？科技是根源。二次大战以后，大家都清楚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把科技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1945年，美国当时的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成立美国科学研究基金会。他当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断：“科学是一个无尽的前沿”。这恐怕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正式把科技提升到国家的战略上来了。但罗斯福没等战争完全胜利他就去逝了，继任者是杜鲁门，他在《科学——无尽前沿》上批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先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就是70多年前，美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由于美国把科技列入到了国家的发展战略上来，所以45年以后，他们才有大踏步的发展，譬如说第一颗原子弹、第一台计算机、阿波罗计划、登月成功、原子能、计算机、航天科技等，一路下来70年左右时间里，美国一直领先世界，可以说它成就了今天美国在科技、军事、美元三位一体的霸主地位，没有谁能竞争得了美国。这三个要素请注意，不光是钱，也不光是军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技。这三者之间的互相支撑，是今天霸主地位必不可少的要素。

那么，在这以后，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文明当中大家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互联网。互联网这个事呢，本来是一帮搞物理，原子核物理的人为了传输数据发明的，但是被中国人，特别是被中国的杭州人用起来了。这个杭州人大家都猜得出是马云。回过头看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长，会感觉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谜。马云先生既不懂互联网更不懂科技，这从前面他的几次高考就可以看出来——他显然不是一个科技型人才。但是，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创新型人才。你看，他一直都很不利。他的一路走下来，实际上是利用了科技发明的这种好处，而且抓住商业创新模式。当然他今天已经走的很好了，有足够的钱，等待接见他的总统排成队，所以他有力量搞科技了，但是在他的整个路上，他不是自己靠科技，他是依靠科技走的创新之路。互联网全世界都在用，没有一个产生如此之效益。显然，创新不一定是自己亲自懂多少科技，当然你要懂，懂得它的科技潜力，但不一定非得本人是某一学科的专家。这就体现了所谓的协同，这个创新是整个链条，不一定是每个环节自身。

那么，这样一个创新，实际上是它在改变我们的过去，也在改变我们的未来。今天大家所赖以生存的数字化社会，实际取决于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科学家。一个是法国人，一个德国人，我都认识，德国人就在我们当时在德国的实验室隔壁。他们一辈子就做了很简单的事，就是金属的三明治，上下两层都是金属，中间被一个纳米层非磁性的隔开，而且上下两层都是磁性的。这个磁的信号通过一个纳米左右厚的非磁性，通过这样一个特殊装置，最后会做成从0到1的记录。这个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有数字化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起源于基础研究，因为他们一辈子就干这么点事。他们二者的区别在哪里？所谓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很重要的，虽然在科学上有重要的贡献，但在商业上有不同的结果。左边这个法国人呐，是纯粹的科学家，他就做学问。右边这个德国呢，他实际上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做生意就跟我们的温州人是一样的，他当时把科学的东西都注册了，发明注册要专利，所以他在得诺贝尔奖之前，几乎年年都得到“诺贝尔奖奖金”，他一年给这个研究单位所带来的专业利润是一千多万欧元，他自己比例分成很大。所以这个意思是说科学对今天的文明、对社会、对今天的经济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科学不仅仅是做文章。

第二个例子，我想说的是，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工程是工程，市场是市场（或者说叫产业），这四个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都说科技科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简称，外国人从来不这么看，科学就是科学，技术就是技术。我们来看看在科学技术和工程之间的技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一个同事做的基础性的工作，是要琢磨出铝合金在特殊需求上表现出最好性能所需要的科学条件。大家看上面的飞机、高铁、豪车这三样基本交通工具，都是铝合金的或则说主要是铝合金的。用铝做主要材料，再往里掺一些它的合金元素，掺多少？什么温度？去哪儿了？扮演什么角色？这些事情都是科学问题。把它详细的科学关系找出来为工业服务，达到某种目标，这是技术问题。我这个师弟呢，他就做了技术，大家看这个晃来晃去的东西都是原子，用我们的设备看原子怎么排。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譬如说这个豪车，在做冲压结构的时候，要求这个铝合金足够的软，否则的话它会开裂——边边角角开裂，而一旦完成这个加工环节后，需要它足够的硬。中间软硬之间的环境谁来提供？这就通过他们的研究。大家注意，这个闪来闪去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原子它排列有些特殊，比较硬的东西像水泥里的沙子，周围规规矩矩的亮点，那是铝，纯铝非常的软，沙子和水泥的关系。那么好了，剩下的工程上的，你要告诉我什么时候沙子出来，我让它出来就出来，说没就没，这个时间，或这段工序，是在豪车烤漆的过程中，在给定的温度下，不到一分钟，完全实现。从软到硬的实现，这叫什么，这就叫技术。所以说呢，从科学到技术（或则说工艺）有密切联系，尽管不同，但密切相关。我们今天搞材料研究成天都在说工艺工艺，真的是工艺不行？你胡扯，这后面的科学问题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这种胡扯的事还整天在上演。所以说，我们对这些东西都要有深刻的认识，才会把科学真正变成技术，从技术到工程，最后转换到产业化，所以每个链条都要严格执行的。

我们看看国家安全。现在国际第四代主要战机，四架中美国有两架，F22、F15，已经是大兵压境，在日本的空军基地上已经都具备了，F22可以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以五代机代替第三代、第四代战机来讲，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这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么我们做好什么样的准备了呢?我们的歼20非常好，我这两天戴的帽子就是歼20 的，哪个歼20老总给我的。最近因为他对国家的贡献，把他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歼20的发动机，目前还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俄罗斯的。我说小马拉大车，他们不同意，他们说小马拉大车拉不起来，但我们们汽车小马拉大车多了。要做高难度动作，做机动的显然是不行的。问题在哪里？发动机上，发动机大家都一窝蜂上，那你搞发动机哪一段啊？你告诉我搞那一段，前面后面都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涡轮，哪个叶片,到目前中国做不出来，我说的是高端的做不出来。叫链金导管合金做不出来，花了国家不知道几百个亿、几千个亿，从国家主席到院士专家讲了一大堆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解决。30年前比人家落后30年，30年后可能比别人落后35年，因为基本上五年一代，我们合金还在两代，他们可能已经上6代了。所以所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曾经跟他们讨论，比如说发动机——这件事正在气头上——这个武大郎开店不带你玩，或者说象中国人打麻将，盯不了上家放不了下家，不让你糊。这个事情就很难办了，因为这个门槛比较高，比如说保密啦如何如何。我们这种教授一般没有资格，我们懂的他们不懂，他们懂的，我们也可以做啊，大家合作嘛，协同吗，不给机会。所以这里面的关键问题，不是我们人笨。两弹一星在饿肚子饿死人的时候都搞出来了，怎么到现在莺歌燕舞好几十年的时候就搞不出来？真的骂这些科学家，绝对不还声，肯定骂的有道理。

问题出在哪？

在我看来,问题不在张三李四，恐怕在我们文化氛围层面上，确实有问题。我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曾经说过“要有科学的精神来干事情”，两弹一星是有这个精神的，但这种精神不是永远有，也不是天天有，不是自然而然的有。所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老先生说了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在坐的各位，谁能做到？反正我是做不到。你要说少问利害，多问是非倒是可以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不行，所以你看现在项目评审，就是让武大郎开店让你进，不让你出来，这碗饭我一直吃到死，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化氛围的事情。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一件事。

在80多年前，由于抗战，我们的老校长领着浙江大学在逃难的路上，他就敏锐的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对科技的不重视，有对科技的误解，这实际是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是这么说的，“最近联合国有个小组到中国来，然后回去以后给联合国写了一个报告（他说的联合国不是二战之后的联合国，是当时的国联）。里头有一个意思，说的是中国人以为，只要把现代文明的那些成果，拿到中国来，一切就ok了。这话搁在我们今天一样啊，什么科学技术，我买，我并购，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不行我就整个把它买下来。只要结果，不问基本的东西。所以说中国人以为代表文明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汽车的引擎等等，你把它引进来我们就好了。实际上这是错的。所以竺可桢先生说了一句话，“这如同于你往沙漠里栽一棵很漂亮很鲜艳的水果，几天之后必死无疑。”为什么呢？因为环境不具备，在沙漠里它存活不了。这就是环境氛围的问题。

这些七八十年前说的话，到今天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要使科技在中国落地生根，推动社会发展，民族的进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所以，第一件干的事情就是教育人、聚集人才。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出了一大批的人，当时的浙江大学一共有221位老师，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呢，从这221位老师里面出了27位院士；在当时的学生里面两千位学生里走出24位院士，其中就包括李正道。大家注意这些数字，200、27；2000、24这样的比例，中国以前没有过，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是一个谜，为什么那个时候战火连天，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高等院校能培养出人才。而我们今天，我刚刚看到清华大学一个老师的的消息，学生们的考试有多烂，厌学、骗学的恶习有多么严重，而在那个时候你看看我们的兄长们，师长们他们在做什么。那么除了科学家，一大批文人领导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我们浙江的发展史上都是重重的的一笔——我说的重是国之重器的重。这些是人才，都是大家，这边是竺可桢先生，周围一圈都是浙江人，夏衍、钱学森、江百里等等；包括我认为北大的第一任校长，真正挽救北大的是何燏时也是浙江人，这一批全是浙江人。能在那个时候顶起中华民族科技的脊梁，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氛围、那样的理念下走出来的。

但是，我们今天讲科技成果转化到处是鲜花、音乐和掌声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上并非一贯如此。大家看看这段历史——我想现在很少有人谈到——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对那些对有国家重大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们还如此残酷的迫害，大家看到姚洞滨，这是两弹一星的专家，硬被造反派两棍子打死，后来周总理亲自布置要有个交代，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两弹一星的元勋哪！为中华民族作出如此贡献的人，就被这帮暴民这样打死了！真是历史的悲剧。所以，文化氛围、价值导向至关重要。我们浙大的赵九章最后也是在家吃安眠药自杀。郭永怀——大家最近从电视上看到的赵九章的亲密战友，他在前线为国家搞两弹一星，家里老婆被抓，孩子被遣送。这些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员人员中，131位被打倒，全院229人被迫害致死。我说这件事什么意思呢？回顾历史，鲜花和掌声不是永远在那里的，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关注，这种环境，这种文化如果不改，科技成果的转化可能瞬间消失掉，所以才有两年之内十几个文件，才会有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才会有大家聚集到一起来谋划将来怎么办。  

回顾这样的历史，就是要说明，科学技术要发展，要走出产业化的路子  ，必须解决这些政策上、文化上的羁绊。  感谢邓小平老人家，改革开放给予了我们生存的权利和幸福的机会，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要归零。改革开放就是要一步步走出思想的羁绊。  科技成果的转化都绕不开的是这张图——“死亡之谷”，前面那个波峰是国家的资助，像我们这种拿了国家很多钱，拿了国家很多项目，花了钱和项目后，写了文章得了奖，带上帽子之后就that ok，it offer了，所有事情都结束了。而真正产业化是后面，后面这条路是非常难走的，我们难，美国也难，他们曾经也是非常之难。所以他们应该感谢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法律，叫《拜杜法》。前两天刚跟知识产权局的局长在电教室里把拜杜法又好好的读了一读，觉得这个法律太利害了。厉害在哪，这个法律出来之前，美国七十年代的状况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还不如。他这么四十年走下来，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部法案。有了这部法案，他看到的都是鲜花，都是胜利果实。据说没有一个科学家因此而被抓起来，而我们就不是这样了，我身边就有。那么他这里边是怎么做的呢？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一个困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遭到困镜，这个时候有两个大学校长去找议员，我学校经费不够，正好我这里有科研成果，如果能够转化我就有钱可以补充我的不足。议员听起来是，也挺好，但马上就遇到了问题，这等于是国有资产流失啊。所以要有法案解决，然后这个议员就推动了这个拜杜法案（通过他们的姓命名），那么实际上由于有了这个法案，才有了今天强大美国三大元素之一的科技进步。由于有了这些法，解决了基本的问题，而这些基本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们。

这些困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出钱，科研成果归谁，我们拿了我们省科技厅的钱当然是你的，你代表政府代表国家了。那我的价值呢？这就回到马克思基本问题了，你工资价格跟我劳动力自身价值的问题。那实际上只承认资本的价值，而无视劳动力的价值。似成相识，未曾解决。第二个呢，你说你既然拿了国家的经费完成了科研成果，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嘛。这是文化大革命上的语言，实际上是鬼一直在。在哪儿？在政府的文件里面，在你的同事里面，在你领导心里边。他们想弄你的时候就出来了。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宁愿让它在这里呆着闲着，咱也别出事。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科研成果转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有了这样的法律，有了这帮人，有了这些成果，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才有了美国的今天。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其实跟当时的美国是很相似的，我们也走到了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再这样过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所以呢，出了一个修正案，这非常好了，但是我们本人觉得还是有一把宝剑在头上转。譬如说，这个文件里的“成果占为己有，侵犯单位的合法权益”，这是很厉害的，因为什么呢？你要转化就必须经过单位的允许，如果领导不赏识你，他不给你文字允许，你将来就有麻烦，做小了不要紧，做大了他来收拾你。还有，“擅自转让，变相转让职务成果”，这就麻烦了。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法》，是国务院16号文。现在校长们可以搞了，但是你不能分红，只能一次买断。副校长可以，当然处长也可以干，都有明文规定了。看着文件是一片灿烂但实际上比起国际上还有明显的差距。譬如说瑞典，瑞典院士搞科研成果转化是最好的，他的大学教授是能享有专利的，学校不允许去享有专利，大学不允许。你要申请专利，教授自己去申请，你只要完成科学教学任务，剩下的都是你的，我们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中国每年有多少多少的专利，有几个有用的？都在那闲置起来，搁置在那了。是教授不想转化吗？显然不是的，是你们领导不希望吗？也不是的。是企业家不需要吗？更不是。谁的错？

当初褚健没抓被放出来之前，曾经有一天我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新华社的副总编，跟我来聊解知识界、科技界对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看法，我说了两句话“第一，两个字‘很好’；第二，还是两个字‘没用’”。他听了吓一跳，说你们这种人怎么这么讲话啊，我就告诉他，是很好，文字上都很漂亮，但实际上那例子都摆在那呢。黑头发创业，白头发抓起来。这帮书呆子——我觉得褚健就是书呆子。好多事搞不清的，很多教师实际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你没有一个法律的保证，光你省长说了，市长说了，最后还是手铐来了。所以说法律一定要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所赖以存在的生命线。

说来说去都是文化问题，说到底，是我们对科技、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前人（我说的是外国人）之所以这样重视，是因为外国的科学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论是布鲁诺也好，还是伽利略也好，他们对科学的敬畏是建立在对科学、对他的牺牲精神基础上的。西方对科学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中国是基本不存在的，别看领导做报告书上这么讲，回去以后就会说“你个酸教授懂个什么呀”——很多事情不是这么回事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文化上、政策上、从氛围上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要讲的建设一流大学，标准都是人家西方的，规矩都是人家的，你拿自己的路自己的格局去满足人家的需求，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完全变成他那不行了，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了。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问题在哪？我说了我们的文化是个大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政策、环境、价值观、行为准则、判断标准都属于文化的范围。所以我们老祖宗们宁愿去搞关系，关系搞不好成就一番事业的，都是在文学艺术这方面，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大文人、大诗人，但是很少找到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中华民族技术发明是有的，系统的科学是缺乏的——数学有所例外，因为数学不承认它是科学，数学就是数学，数学是上帝的语言。所以今天我们坐在里这畅谈科学技术转化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除了那些个文件，领导的支持、资金的支持之后，你我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认可，就是社会的氛围。没有这样的氛围，科技成果转化就很难。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就一本关于文化的书，他写了一个序言。他在前沿里是这么说的“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上面有习总书记的签名。今年的十九大写进新党章的大家来看下——“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显然后面这四个字更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所以，科研成果、科技成果的转化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很难很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讨论的事情。

有感而发，我写了一个打油对联，上联：“发现难、发明难、成果转化难上难”，下联：“创新苦、创业苦、求是文化苦中苦”，横批“只问是非，不计厉害”。凡人是真的很难做到的，那怎么办呢？——“有志者事竟成”，希望我们在坐的都是有志者，共同把浙江的科研成果转化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